经典重读：市场正在吃掉这个世界

撰文：Taylor Pearson

翻译：蒋新、Crystal、一灰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个人一直在为公司工作，按历史标准来看，是为那些「大公司」工作。

如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居住在郊区，每早开车进入市区，去大型办公写字楼工作。这看似再正常不过了，仿佛一直都是这样。但并不是。1870 年，美国近 50% 的 人口从事于农业工作，截至 2008 年，这个数字只剩下不到 2%，因为许多人都在为「公司」这个新出现的事物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互联网先驱相信互联网通过让人们在一个巨大的、开放的网络上进行交流和协作，能进一步打破公司这种组织。这一现象已经显现出来了：「零工经济」和自由职业者的崛起，即使不是爆发性的，也是一个趋势。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再次出现，「公司末日」话题又被重新提及。这次，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会跟以往不同吗？

为了理解为什么这次机遇可能（或不可能）不同，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科斯经济学和机械钟的历史。

在 1937 年的论文《公司的性质》中，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以下简称科斯）问道：「如果市场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高效，那为什么还会有企业存在呢？为何企业家们不直接去市场上雇佣承包商来完成任务呢？」

当企业家雇佣员工，不论员工有没有在工作，企业家都需要向他们支付薪水，但承包商只按他们实际做了多少工作来收钱。当公司本身与市场互动时，从供应商那里购买供应品、向顾客销售产品或服务，公司内的员工是被隔离的。每次员工被要求去做新的事情的时候，员工们并不会重新协商他们的报酬。但是，为什么不呢？

科斯的解答是交易成本。单个任务外包可能比支付某人的薪水更贵，因为每个任务都涉及交易成本。

想象一下，如果不是你自己回复邮件，而是雇佣一个比你更擅长处理电子邮件中特定问题的承包商帮你。毋庸置疑，你肯定需要花点钱才能找到他们。一旦找到了，你还必须和他们讨价还价，就价格达成一致，再签署合同，这样如果他们没按照规定完成工作，你就能将他们告上法庭。

杜克大学（Duke）经济学家迈克芒格（Mike Munger）将交易成本划分为三类：测量成本（Triangulation），即发现和衡量服务质量的难度有多大；转移成本（Transfer），就商品或服务的合同达成一致的难度有多大；信任成本（Trust），交易对手是否值得信任，如果不可信，你是否拥有追索权。

当然，你完全可以自己回复电子邮件，或者像一些高管那样，聘请一名全职的行政助理。即时行政助理并非一直在工作，也比为每封邮件甚至每一天都雇一个外包人员要好。

科斯的观点是，在存在这些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只要公司能够从内部完成任务中获益，而不是因为寻找外包、讨价还价并在市场上执行合同而产生交易成本，公司就会变得更大。公司规模会扩大或者缩小，直到在公司制造它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上购买它的成本。

交易成本越低，市场效率就越高，小规模的公司就会越多。

在一个市场非常有效的世界里，很容易发现和衡量事物（低测量成本），很容易讨价还价和支付（低转移成本），也很容易信任对方履行合同（低信任成本）。

在那个世界，公司的最佳规模是一个人，或者极少数的人。没有理由拥有公司，因为企业主可以从市场上一次性购买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大多数人不会有全职工作，他们会只做外包的合同制工作。

消费者只需要拥有很少的东西。如果你一年两次的野营旅游需要一个水果脱水机，你可以快速而便宜的租一个。如果你一年想带家人去两次海滩，你可以很容易地在那儿租一个地方住几天。

相反，在市场效率极低的世界里，很难找到衡量事物（高测量成本），很难讨价还价和支付（高转移成本），也很难信任对方来履行合同（高信任成本）。

在那个世界，公司的规模往往会很大。从市场上购买东西的效率不高，因此企业家往往会雇佣大量的员工。大多数人都会在大公司做全职工作。如果你想一年带你家人去两次海滩，你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海滩别墅，毕竟租用效率太低了，而这也正是 Airbnb 这样的在线市场出现前的现实情况。

消费者需要拥有他们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东西。即使他们一年只使用两次水果脱水机，消费者也需要拥有它，因为租用它的交易成本太高了。

如果经济结构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那又是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呢？

技术时代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

轮子的发展以及牛羊、马匹的驯化，实现了把更多的商品运送到更远的地方，从而降低了转移成本。以牛车而非人力运送农作物的农民，在市场上就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但仍然赚得获得相同的利润。

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降低了信任的交易成本。你大概率是可以相信你的交易对手会履行合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违约，你拥有追索权。

诸如此类的事物包括：标准称重和统一度量衡、船帆、指南针、印刷机、有限责任公司、运河、电话、保修机制、集装箱，以及最近出现的智能手机和互联网。

很难想象这些技术究竟拥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我们大多数人出生的时候，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技术是理所当然的。

正如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所说：「你出生时，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正常而平凡的，都是世界运作方式的自然组成；在你 15 岁至 35 岁之间发明的任何东西都是新奇的、令人兴奋的和革命性的，你可能会从中找到自己的职业；在你三十五岁之后发明的东西，则都是有违自然秩序的。」

为了了解科技如何影响交易成本和我们社会的组织方式，让我们先思考已经默认为「正常和普通」但却对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物：机械钟。

效率令人惊奇的机械钟

1314 年，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城市卡恩市安装了一个机械钟，上面写着：「我给时间发声，让普通民众欢欣鼓舞。」这里，「欢欣鼓舞」显然是对时钟的强烈反应，但它并不夸张，市里的每个人都对机械钟表感到非常兴奋，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之所以每人都有工作，而不是像封建制度时代，被沦为奴隶或农奴，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机械钟的出现。

在发明机械钟之前，时间就是十分重要的概念了，但它很难被衡量。罗马充满着各式的日晷，而在中世纪欧洲，记录时间流逝的钟楼是城镇中最高的建筑。

钟楼并不便宜。在更大型和重要的钟楼里，两个敲钟人需要不间断工作，每个人都充当对方的质检，以校正时间。钟楼通常由当地的行业公会资助，这些行会依靠钟声来告诉他们的工人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可以下班。

但这个系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太昂贵。想象一下，你必须和邻居一起集资，雇两个人全职坐在塔楼里，并在早上敲钟叫醒你，太「奢侈」了。对不对？

其次，这个钟声每天只能为少数几件事进行提醒。如果你想和朋友组织一次午餐会，你不能请求敲钟人单独为你敲钟。中世纪的钟楼还没有开发出午休叫醒的功能。

最后，日晷很容易遭遇精度问题。像云一样普通的东西，就可以影响日晷，使它很难精确判断出何时为黎明、黄昏和正午。

直至 14 至 15 世纪，欧洲主要城市中昂贵的钟塔终于迎来了一次时髦的升级，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机械钟。

机械钟的关键性技术突破是擒纵器，也称「摆轮」。

擒纵器将能量转移到时钟的钟摆上，以弥补因摩擦而失去的能量，使机械钟保持准时。摆锤的每次摆动都会释放擒纵器齿轮的齿，使时钟齿轮能够前进或「逃逸」一定量。这会使时钟的指针以稳定的速度向前移动。

早期机械钟的精准度，每天需要调快或调慢 10-15 分钟，并不比当时的水钟更好，也不如沙漏精准，但机械钟却能得以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 机械钟的自动响铃功能，意味着它每小时都能以更小的成本敲响一次，这使得它比只在黎明、黄昏和中午敲钟更方便安排活动。

• 机械钟比其他同类方案更具有可以验证的公信力，这使得各方信赖度更高，因为他们可以确定机械钟时间是准确的。以前工人们经常怀疑雇主会贿赂或强迫敲钟人晚敲钟，以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而机械钟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钟楼广播的机械钟，提供了公平的（低信任成本）和可互换的（低转移成本）时间测量方法，使人们充分相信钟楼上走的每个小时，和另一个小时的长度相同。

在现代经济体系下，大多数员工根据时薪获得工资，无论这个时间周期是一小时、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雇主和员工都支持同一种时间测量方法。如果你雇佣了某人给你的车库清洗一小时，你可能会和他们争论工作的质量，但你不会争论他们在车库里有没有待满一小时，因为这个时间能很轻易的确认。

在机械钟出现之前，奴隶制和农奴制是最主要的经济关系，部分原因是测量除了日出和日落以外的时间的交易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工人们需要被拴在领主身上或锁在家中。

现在，有了机械钟，雇主能利用晋升、涨薪和解雇来激励雇员在工作期间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在基于时薪而不是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系统中，工人们拥有选择。如果有能力的铁匠能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更高的计时工资，那他可以跳槽过去，因为现在有了一个客观的、可替代的时间度量方法，使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交易。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让双方的主要生产力和生活质量都得以提高。

人们逐渐意识到，机械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在之前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可以再回顾之前举例的技术：标准化的度量衡、风帆、指南针、影刷机等，并对其如何影响交易成本以及最终如何影响社会发展，进行类似的分析，最后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协作的可拓展性」（Coordination Scalability）的提升。

协作的可拓展性

 「我们应该培养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习惯经常思考的习惯，这是一个正在被所有的习字帖引用和知名人士演讲所重复提及，但其实是个极端错误的谬论。事实恰恰相反。文明的进步在于扩宽了那些我们不需要去思考而是可以直接去做的重要行为的数量。」

——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大约 7 万年前，大约存在 6 到 10 种原始人。而现在只存在一种人类：智人。为什么智人能打败其他比如尼安德塔尔人的人属呢？

智人之所以占上风，是因为他们具有合作能力。合作能力是通过增加新皮质（neocortical）大小来实现的，这导致了能在大群体中共同工作而不仅仅是作为单个个体工作的能力。相对于独自狩猎，团队可以更安全、更有效地狩猎并且可以捕获更大的猎物。

智人的大脑已经被证明能够创造出新的架构，比如通过拓展可以被信赖的人际关系网络，来进一步提高团队协作的可扩展性。

在所有创造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语言，当然，人类此后在诸多方面经历了进化，比如发明了机械钟。

大脑容量的提升推动了人类经历了四个协作效率革命的时代：新石器时代、工业时代、计算机时代、区块链时代。

新石器时代：分工的出现

第一次经济革命是从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转变为「农民」开始的。

「狩猎—采集者」时期，人类的协作可扩展性，仅限于乐队那样的规模，其范围从 15 到 150 人不等。由于专业化和城市集群的发展，人类放弃了游牧的生活方式，转向农业社会。

农业意味着人们第一次可以积累财富。农民们可以保存多余的谷物以便日后食用，或者将这些富余的谷物用于农业设备、篮子或装饰品。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这种财富有被偷窃的风险，于是农民需要捍卫他们的财富。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通常由受到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谓的「固定土匪」保护的农民群体组成，基本上是军阀。[13] 这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更细分的分工专业化。农民积累财富并向军阀支付一些保护费用，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没事干，使得其他人进一步细化出其他的专业化分工。

一个拥有 10,000 人口的城市，需要多领域的专家，但也让出现多领域的专家成为可能。

协作可扩展性的限制，从 150 人增加到数千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到数万人。然而，这不一定是人类幸福的福音。人类学家贾里德·戴蒙德称农业转移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它导致个人生活质量下降——寿命缩短，营养状况恶化导致身材变小，疾病也更加普遍。

但这种转变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分工专业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和权力，采取这种转变的群体，主导了那些未经历这种转变的群体。特别是军事专业化以后，规模经济势不可挡。「狩猎—采集者」无法与之竞争。

在新石器时代，国家是协作可扩展性的极限。

工业时代：分工正在吃掉这个世界

随着城市、国家的出现，一种新技术诞生了，这将进一步增加协作可扩展性的限制：金钱。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看欧洲的情况，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道路也和欧洲大致相似。大约在公元前 630 年，吕底亚国王认识到需要小型、易于运输的硬币，硬币价值不超过几天时间的人力价值。他们将一些锭子制成标准尺寸，大小和指甲类似，重量相近，并在硬币上盖上狮子头的徽章。

这消除了商业中最耗时（和最高交易成本）步骤之一：每次交易时，都需要称重金银锭。商家可以很容易地计算硬币的数量，而不必担心对方作弊。

在发明硬币之前，贸易仅限于大型商业交易，例如购买一群牛。由于硬币促进了转移成本的降低，吕底亚人开始交易诸如谷物、橄榄油、啤酒、葡萄酒和木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可能突然被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导致了另一项创新：零售市场。

以前，买家不得不去他们需要的卖家家里进行购买。如果你需要橄榄油，你必须走到卖橄榄油女士的家里才能得到它。随着在造币之后开始发生的贸易量，城里出现了一个中心市场。小摊位排列在市场上，每个商人都专注于（因此可以更有效地生产）特定的商品——肉类、谷物、珠宝、面包、布等。你不必非要去橄榄油女士的家，当你在市场买东西时，你可以去找她，顺带着在面包师的摊贩上买面包。

来自吕底亚的零售市场引发了希腊的集市、欧洲的中世纪市场广场、郊区购物中心以及最终的「网上商城」亚马逊和谷歌。虽然早在公元 7 世纪之前，吕底亚市场就已存在，但它们在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中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详细描述世界市场化影响的人。市场使得政治单位之间的高效分工成为可能，而不仅限于政治单位内部。不同的政治实体可以进一步划分劳动力，而不是每个城市或国家制造他们所需的所有商品。协作可扩展性开始跨越政治边界。

回到科斯的理论，公司规模会扩大或者缩小，直到「制造」等于「购买」的成本。在这个工业时代，交易成本使公司行政和管理协作（制造）的成本比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协作（购买）成本更有效率，导致大公司的崛起。

工业公司相对于「手工作坊」而言，最主要的效率增益源自于使用大规模生产技术，从而使他们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只有当他们能够在整个供应链中建立同一标准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测量交易成本可以分解为「搜索」和「测量」：公司需要找到供应商，并能够衡量商品或服务的质量。

在工业早期，供应链极为分散。通过将所有部件带入公司，一家大型垂直整合公司可以更高效地运作。

例如，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卡内基公司购买了矿山，以确保其可靠地获得制造钢铁所需的铁矿石和焦炭。上游供应商不可靠且不规范，卡内基公司可以通过简单地拥有整个供应链来降低生产成本。

几乎每个行业都是如此。通过将许多独立实体集中在一个屋檐下和一个协调系统中，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多单元业务公司取代小型单一单元企业，因为行政协作降低了每项任务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更高的生产率，规模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这种由市场联系的大公司系统大大提高了协作可扩展性。大型跨国公司可以跨越政治边界，更有效地提供商品和服务。

在亨利福特的世界里，「制作」等于「购买」成本的差价非常大。1917 年至 1928 年间，福特在底特律郊外的 River Rouge 建造了一座巨型工厂，一端接收铁矿石和橡胶，另一端将汽车送出。在工厂的巅峰时期，有 10 万人在那里工作。这些规模经济使福特大幅降低汽车的生产成本，使中产阶级拥有汽车成为可能。

与卡内基一样，福特了解到供应商网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现，并成长为可靠的合作对象。1917 年，自己完成所有事情是获得制造经济型汽车所需规模的唯一途径。

这种模式的一个含义是，工业企业需要巨大的启动成本。

任何企业家想要参与竞争，唯一机会得从筹集大量资金开始，这需要建立一个大型且高效的工厂，以便与福特公司竞争。

对于工人而言，这意味着某个专业角色的人，如电气工程师或承销商，不会为小型企业兼职工作或成为自由职业者。因为生产产品的最有效方式是在大型组织中，专业工人可以通过在大型组织内工作获得最大收益，无论是福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是大通银行。

在工业时代的巅峰期，有两个主导机构：公司和市场。

公司内部的工作允许更大的组织和专业化，在高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经济效率更高。

市场更混乱，组织更少，但也更具激励性。亨利·福特与市场接触，并且比他周围的其他工人都做得更好，让其他竞争者没有空间。

这个现象在 20 世纪下半叶逐渐消失。福特不再将铁矿石和橡胶作为工厂的投入，而是拥有庞大的上游供应商网络。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和制造，现在都发生在汽车公司最终组装和销售的长供应链中。

第一个原因，供应商网络变得更加标准化和可靠。现在，福特公司能在市场上买到更有效的滚珠轴承和刹车片，现实中他们也是如此做的。供应链中的每家公司都专注于自己最了解的事情，竞争迫使他们不断改进。

到 19 世纪 80 年代，内部冶炼焦炉比从独立来源购买它成本更高，所以卡内基公司卖掉了焦炉并从公开市场上购买。以更加标准化和可靠的生产技术形式降低交易成本，使得福特和卡内基公司日渐萎缩，正如科斯理论所暗示的那样。

第二个原因，如果你想利用合作公司和供应链网络制造汽车，你必须能够协调他们之间的工作，并且，更广泛地利用电信技术和计算机，你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得更好。计算机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就是科斯认为公司之所以会存在的理由，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计算时代：软件正在吃掉这个世界

计算机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软件和网络，由较低的交易成本驱动，触发了新的经济逻辑。

亚马逊、Facebook、Google、Uber 和 Airbnb 等互联网整合商降低了其平台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对于这些平台受影响的行业，「制造」和「购买」之间的界限转向「购买」，「拥有」和「租赁」之间的界限转向「租赁」。

首先，这是通过降低测量成本（查找和衡量服务质量的难度）和转移成本（讨价还价、就商品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来实现的。

测量成本下降有两个原因：（1）智能手机的普及，这使得 Uber 和 Airbnb 等服务成为可能；（2）经济日益数字化。数字商品更容易找到（想想谷歌搜索与去图书馆或打开黄页相比）和更容易衡量的服务质量（我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人每天阅读我的网站以及他们在网站上停留了多长时间，当地报纸就没有这种测量）。

转移成本的锐减，归功于配对的结果：汇集和促进互利商业或零售交易所需的谈判和沟通。

以一个很受欢迎的餐厅评论应用 Yelp 为例。Yelp 允许像餐馆、咖啡店和酒吧这样的小型企业向极其有针对性的群体做广告：那些离得足够近、很快就能来到餐厅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搜索相关词语的人。纳什维尔的一家烧烤餐厅，可以只向那些在附近搜索「烧烤」的人展示广告。这使得那些无法负担广播或电视广告的小企业也能够有针对性的吸引顾客。

客户线上评论的存在，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更可靠的评估餐厅的方式。

包括亚马逊、Facebook 和 Google 在内的所有互联网聚合商，都通过创建市场和一套标准化市场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为新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支持。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更准确地说法是「租赁经济」，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更准确地说法也是「租赁经济」。大多数好处，都是由于交易成本降低所带来的新市场出现的结果，这使得消费者可以租赁而不是拥有，包括「租用」一个人的部分时间，而不是全职雇用。

成为 Uber 司机比成为出租车司机要简单；成为 Airbnb 主人比成为酒店老板要简单；让产品进入亚马逊比进入沃尔玛要简单；在 Yelp、Google 或 Facebook 上宣传小型企业比在广告牌、广播或电视上宣传也要简单。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产品设计师面临着在本地销售（通常市场规模太小）的选择，试图进入沃尔玛没有大量资金和资源是不可能的，或者只是为已经在沃尔玛分销产品的公司工作。

在互联网上，他们可以在第一天就在全国或全球上分发。亚马逊或 Google 搜索引擎结果页面的「货架空间」比沃尔玛的货架空间显然更容易获得。

因此，某些高度专业化角色的人员，可以完全独立于公司工作。产品设计师和营销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产品，并在线上建立平台，在实体产品的情况下，主要是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并且有可能在公司内部尽可能多地生产。

这个群体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的工资直接取决于他们销售的产品数量。聚合平台和互联网能够降低历史上使小企业和个体户经济效率低下，甚至无法生存的交易成本。

结果是，在受互联网影响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型集成商的行业结构和小企业的长尾效应，它们能够使用聚合网络来实现以前无法到达的市场细分。虽然没有多少城市的高端「猫家具零售店」具有经济意义，但在谷歌或亚马逊上，这些店都存在，并能得以存活。

对于这些行业，协作可扩展性要大得多，这点可以从微型跨国企业的出现中看出来。只有六个人的企业可以在中国生产，在北美分销产品，雇用来自欧洲和亚洲的人。这种外包及其创造的经济效率，以前都是大公司的特权。

因此，消费者从聚合商和小企业的生态系统中获得了更便宜，但也更具个性化的产品。

然而，租赁经济仍占整体经济的一小部分。在许多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行业准备好进行市场化的改变。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只是未来几十年所做的一小部分。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想象一个芒格称之为「明天 3.0」的世界。你需要在新公寓里挂一些架子，在智能手机上打开一个应用程序，然后点击「租用钻头」，这时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拿着一个钻头，用一个受键盘保护的吊舱将它送到你的公寓外面。一旦你使用完毕，你把钻头放回吊舱里，它会向附近的另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发送消息，把钻头送回。租金为 5 美元，远低于你去购买一个电钻的价格。当然，这不仅限于钻头，它可能是锯、水果脱水机、面包机或油炸锅。

你几乎什么都没有，但几乎可以用所有东西。

你和你的邻居都有工作，至少在传统意义上是这样。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班次或客户工作，也可以管理一些小型企业。在你完成货架钻孔后，你可能会坐在计算机前查看哪些工作请求是开放的，并且在设计新图形或为客户完成月度财务报表时，再工作几个小时。

在这个世界中，三角测量和转移成本急剧下降，导致租赁费用高于消费者购买的费用，按需工作的报酬高于全职。

这是一个我们正朝它迈进的世界，并且没有任何重大的、意外的突破需要预先取得。

但是信任的交易成本呢？

在计算机时代，受影响最大的行业是低信任行业。如果从亚马逊订购的睡眠面膜没有你想象中的质量好，那也并非生死攸关的问题。

但在那些信任至关重要的行业呢？

让我们进入另一个阶段：区块链时代。

区块链时代：区块链市场正在吞噬世界

货币非常需要信任属性。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没有考虑过法币可能会不值得信赖，因为这种情况在我们有生之年没有发生过。对于那些经历过严重的货币贬值的人来说，要去相信明天你的金钱跟今天的价值大致相同，其实是个大问题。

特别是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的公民比其他国家更快地采用比特币作为储蓄，因为从这些国家的经济史可以看出，货币使用者对于抵制交易审查的需求更高。

从 1973 年到 2017 年，由于经济治理不善，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为平均 32.42％。阿根廷更糟糕 ; 1944 年至 2017 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00.80％。

北美和欧洲的情形则不同。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些地区国家的货币政策一直保持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将全球大部分货币政策控制权汇集到了美国手中。欧洲大国也加入了，部分原因是美元受到黄金的支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受到金矿开采的物理定律和地质学的制约。他们无法以比黄金开采更快的速度扩大货币供应量。

随着尼克松在 1973 年放弃金本位，对货币和货币政策的控制已经转变为一小部分中央银行家和强大的政治和金融领导者，而不再受到黄金的限制。

从根本上说，今天美元的价值是基于信任。金库中没有金币可以支撑你口袋里的美元。今天大多数法定货币有价值是因为市场相信负责美国货币政策的官员会负起责任。

正是此时，关于货币政策的辩论变成了一个群体，想象这群小型的权力精英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坐在宽大的皮革沙发上，周围是昂贵的艺术品和桃花心木书架，里面装满了 The Fountainhead 雪茄，用金融操纵的手法，来谋划反人性的企图。

另一个群体则十分确信地指出，当前体系下产生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繁荣，并坚持拥护上一个群体的骗术。

政治科学教授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说法来理解基于黄金的货币体系与基于法定货币的货币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民主是一种比独裁统治更好的统治形式，不是因为总统本质上比独裁者更好，但仅仅因为总统的代理权和拥有的权力比独裁者少。」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称之为选举人团理论（Selectorate Theory）。选举人团代表了在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数，以及权力分配的程度。独裁统治的选举人团往往非常小：仅仅是独裁者和其亲信。民主社会选举人团往往更大，通常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及选举他们的选民。

从历史上看，选举人团的规模涉及政府系统的效率和健壮性之间的权衡。我们称之为「选举人图谱」。

独裁政权可能比民主国家更有效率，因为它们不需要让很多人参与决策。相比之下，民主国家更加健壮，但却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保守党和进步人士都哀叹他们当选的代表做得多么少，但又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对手做的更少。一个拥有单边权力的个人可以比「制衡」政府完成更多。政府的长期稳健意味着要在健壮性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利益相关者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的话会导致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但也不能太少，以至于一个或一小部分个人可以劫持政府谋取私利。

集中化的效率和去中心的健壮性之间的这种矛盾存在于许多其他领域。企业也试图平衡「选举人团」的规模，一方面使其足够大，以便有一些问责制度（例如董事会和股东投票），但不能太大，以至于无法在市场中竞争 - 比如将大多数决策权集中在一位 CEO 手中。

我们可以通过选举人团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货币体系和互联网。在这两个领域，过去几十年的趋势是健壮性更强的大型选举人团已经被更有效率的小选举人团所替代。

一些个人，包括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国家领导人，企业首席执行官，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对市场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以效率为名的集中化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的负反馈。

另一种说法是，在短期内看似效率高的做法可能效率并不高而且蕴藏风险，埋下未来的隐患。一个大的选举人团往往在短期内效率较低，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更加稳健，从而使其在长期内更有效率。就像那个龟兔赛跑的故事：缓慢而稳定可能会失去第一站，但会赢得比赛。

比特币初始

2008 年 10 月，使用化名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的匿名个人或团体向 cypherpunk 邮件列表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解释了一个名为比特币的新系统。结论的开头总结了论文：「我们提出了一种不依赖信任的电子交易系统」

当网络在 2009 年 1 月的几个月后上线时，中本聪嵌入了当天的故事标题：

「时代周刊 03 / Jan / 2009 总理即将面临银行的第二轮救助」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中本聪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但最可能的解释是，中本聪正在反对由负责货币政策的小型选择机构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决策。

作为一个更加强大的货币体系，中本聪将比特币设想为一个更加强大的货币体系，而不是单个人控制下的更大的选择权，而不是像货币体系那样依赖于单一个人的货币体系的有影响力的决策。

但为什么要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呢？纵观历史，个人对其国家货币政策表示反对的最常见方式是将货币换成黄金，白银或牲畜等一些商品，他们认为这些商品的价值会高于政府发行的货币。

特别是黄金已经被用作近 6000 年的货币形式，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库存流量比。由于黄金如何沉积在地壳中，因此开采起来非常困难。尽管在过去几百年中发生了所有技术变化，但这意味着在特定年份（流量）开采的新金量平均为黄金供应量（库存）的 1-2％，而变化年份非常小到了一年。

结果，黄金总供应量从未超过每年 1-2％。与委内瑞拉 32.4％的通货膨胀率和阿根廷 200.80％的通货膨胀率相比，黄金的通货膨胀率更低，更可预测。

从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黄金或其他商品形式的货币有更大的选择，并且比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更强大。同样，民主中的一大群利益相关者限制任何一个政治家的行为，黄金的地质属性限制了政府及其货币政策。

这些限制是「好」还是「坏」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已成为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出现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大萧条的反应之中，他认为这种反应大大加剧了对黄金标准的承诺，政府应该对货币政策进行管理。软化市场的周期性。

奥地利和货币主义学校认为，人类行为过于特殊，无法准确地用数学建模，而且政府干预最少是最好的。干预的尝试可能会破坏稳定并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从长远来看，对黄金标准的承诺是较小的罪恶。

这些学校本着诚意，代表了对 Selectorate Spectrum 理想点的不同看法。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通过让政府官员更好地控制货币政策而不牺牲太多的稳健性，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奥地利人和货币主义者则相反，任何短期效率收益实际上都会给系统的长期健康带来巨大风险。

作为一种货币，比特币具有许多类似金币的特性，体现了更接近奥地利和货币主义理想货币的观点。首先，我们确切地知道将创造多少比特币--2100 万，以及它们的创建速度。与黄金一样，改变这一点的能力超出了单个或一小组个体的控制范围，使其具有可预测的库存流量比，并使其极难膨胀。

与黄金类似，核心比特币协议在稳健性方面也在效率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权衡。

然而，比特币具有黄金缺乏的法定货币的两个关键属性：它很容易划分和运输。新加坡有人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将 1/100 的比特币送到加拿大的某个人手中。发送金条的 1/100 会有点棘手。

在他 1998 年出版的《Cryptonomicon》一书中，科幻小说作家尼尔·斯蒂芬森想象出一种由大屠杀幸存者的孙子建造的类似比特币的钱，他们希望为个人创造一种逃避极权主义政权而不放弃所有财富的方式。犹太人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将金条带出德国，但如果他们所要做的只是记住 12 个字的密码短语呢？历史可能有何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比特币在稳健性和效率之间提供了更好的平衡。其程序化定义的供应计划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将低于黄金（使其更加强劲），而其数字性质使其与任何法定货币一样可分割和可运输（使其更有效）。

利用经济激励对采矿（工作量证明系统）和密码学（包括区块链）的巧妙组合，比特币允许个人参与一个既开放（如市场）又协调（如公司）的网络，而不需要一个或一小组权力经纪人，以促进协调。

换句话说，比特币是第一个从一小群类似公司的实体（中央银行）控制到市场驱动的资金的例子。加密货币代表的是技术支持的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创造货币。

无论比特币是否存活，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同样地，计算和互联网开辟了经济的新领域，被市场所吞噬，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开辟了一个不同的领域，被市场所吞噬：金钱。

公链的未来

比特币在电子货币形式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既值得信赖，又由大型群体维护，而不是小型团体。

此时，有一群人开始怀疑，是否可以通过降低信任的交易成本，使用相同的基础技术来开发其他领域的开放网络。

一些货币极端主义者认为不是这样。根据他们的说法，像比特币这样的公共区块链只会作为货币使用，因为它是信任最重要的区域，因此你愿意牺牲其他东西。逃离政治混乱的难民并不关心交易需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甚至爱还需要花费 10 美元甚至 100 美元的额外费用。他们关心的是最难被抓住、且具有抗审查能力的财富形式。

如今，比特币通过允许任何双方进行交易而不依赖于第三方信任中介，并允许处于不稳定政治局势中的个人以最难以抓住的形式存储其财富，从而增强了协调可扩展性。

另一群人认为，比特币是具有大型群体选择的、值得信赖的分类账本的第一个例子，并且可能存在能够模仿它的其他类型的分类账本。

金钱只是一个分类账本。你个人银行账户中的金额是所有交易的清单（薪水、存款等）和所有交易（支付租金、杂货等）。当你将所有这些添加到一起时，你将获得帐户余额。

从历史上看，这种账本由单个实体维护，就像你的银行一样。就美元而言，流通数量可以通过计算美国政府印刷和释放到市场的金额以及它已退出市场的金额来计算。

还有什么可以被视为「分类账本」？

答案是「几乎所有事情。」政府和公司可以被视为一组分类账本。政府保留公民身份、护照、纳税义务，社会保障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分类账。公司维持就业、资产、流程、客户和知识产权的分类账。

经济学家有时将公司称为「契约关系」。公司的价值来自于这些契约以及它们在「公司分类账」中的结构。谷歌与用户签订合同以提供搜索结果，广告商可以向寻找特定搜索字词的用户展示广告，并与员工一起维护其搜索引擎的质量。这个特定的合同分类账非常值钱。

机械钟开辟了全新的经济组织类别。它允许贸易在很远的距离上同步——没有机械时间，就没有铁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去车站？），而且没有工业革命。机械钟允许新的就业模式，使人们摆脱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

同样地，公共区块链使得人们拥有值得信赖的分类账，而无需用集中的公司来管理它们。通过降低信托的交易成本，这将进一步转向「租赁」而不是「购买」。

企业家可能能够为任何需要该功能的人和每个人编写并发布有价值的应用程序。企业家会在钱包里收集小额支付。产品设计师可以将他们的设计发布到线上，消费者可以立即将其下载到 3D 打印机上进行打印。

在比特币存在的前 10 年，这是不可能的。使用区块链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降低信任的交易成本，但情况可能并非总是如此。已经建立了不同的提议，允许在不损害比特币和其他加密网络提供的信任的情况下进行更多交易。

关于扩大区块链的最佳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个派系，通常为 Web 3 / 智能合约平台 / 以太坊，认为在基础层快速扩展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可以以最小的安全风险完成，而其他团队认为扩展性应该缓慢进行，并且只在不牺牲区块链（比特币）的审查抵抗性的情况下进行。

就像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 / 货币主义者对货币政策观点之间的争论一样，这些观点代表了关于选择谱的最佳权衡点的不同观点。但是，两个小组都认为，在不牺牲太多信任的情况下，可以在使区块链更具可扩展性，并取得重大进展。

公共区块链可以允许在没有聚合商巨头的情况下进行聚合。对于某些场景，像比特币这样的公共区块链会让组织和协作受益于公司和市场，同时保持一个大的选择群体。最终，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是一系列重叠和相互作用的分类账本。

为了使分类账本能够运作，必须按照规则进行组织。从历史上看，规则要求统治者强制执行它们。由于网络效应，这些统治者往往成为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执行基督教规则，因此他是最强大的。

今天，Facebook 控制着我们社交联系的分类账，不同的精英群体控制着大学教育和银行账户的账本。

公共区块链允许人们参与网络的协调和治理，而不需要一个小的机构来管理。

区块链可能会将市场引入前所未有的社会角落。在这样做时，区块链有可能取代以前由国王、公司和贵族运营的分类账。他们可以将长尾的逻辑延伸到新的行业，并通过消除寻租行为和允许无需许可的创新，来延长供应商和生产商的长尾效应。

公共区块链允许那些没有规则制定者的规则存。它始于金钱，但他们可能应用到企业分类账本和社交分类账本中，最终，也许会被应用到民族国家分类账本中。

致谢：Patri Friedman 提出了「市场正在吃掉世界」这句话。